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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妹妹的一場大病使許達生第一次萌生了學醫的念頭。當時年僅12歲的妹妹，在汕頭的福音醫院度過了漫長的住院治療期，最終通過脊髓液穿刺，才確診為全身擴散性的結核病。除了因長期不能確診而導致的病情拖延和加重，昂貴的藥物費用也逐漸拖垮了許達生并不富裕的家庭。當時，中國還無法自主生產治療這種結核病的鏈霉素，只能依靠進口。鏈霉素價格高昂，要30多元一支，而許達生的父親在印刷廠擔任采購員，一個月的工資僅能購買一支鏈霉素。“為了醫治我妹妹的病，傾家蕩產，連棉被也賣了。”許達生回憶道。童年時期舉全家之力為妹妹治病的經歷，讓他明白了學醫的重要性，而這也促成了他踏上醫學之路。

1956年，許達生高中畢業，考入華南醫學院。在校期間，他學習成績優異，大三時被選入鐘世藩教授建立的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兒科研究所，培訓了一年有余。鐘世藩教授對許達生的影響很大，談及鐘教授，他說：“他教導我學醫做人都要有‘人’字形的根基，就是廣闊的根基。”鐘世藩教授的“為人”之教，也成為此后許達生行醫治病的準則之一。

1957年，許達生在中山一院原住院大樓前留影

1959至1961年，國內進入經濟困難時期。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兒科研究所被迫解散，許達生回到校園，直至畢業。由于學習成績優異、工作認真細致，畢業以后神經科、內科、傳染病科都想要許達生留科工作，最后他被分配到神經科。在大三學習放射科相關課程時，他對這樣一種能“預知病癥”的學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肺結核必須要通過放射科的X光機檢查才能看到，我當時就覺得放射科的診斷非常重要，很多病通過放射診斷可以及早發現。”妹妹的病一直是縈繞在許達生心間的一大遺憾，他意識到，如果當初醫院有放射診斷設備的話，妹妹的病就可以得到及時確診和治療。正在猶豫之時，剛好有一位分配到放射科工作的同屆同學更想進入神經科工作，于是倆人一拍即合，向領導申請交換。在當時放射科黨支部書記的幫助下，許達生得以進入放射科。

許達生（后排左一）畢業合影

妹妹的患病經歷讓許達生對患者有一種由心而生的同情感，他認真負責地對待每一位患者，這些都被科室領導看在眼里，有意將許達生作為接班人進行培養。科室首先派他下鄉，和貧苦農民在一起，接受一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鍛煉。那段時間物資匱乏，生活艱難，伙食只有番薯和稀粥，由于同住農民的住房有限，晚上只能睡在綁牛的“廳”里。后來，科里又讓許達生每周到工廠做為期一年的“兩同一做”（同吃、同勞動、做體檢）。同工人、農民接觸的經歷，使許達生看到了工農的艱辛，理解了身為醫者需肩負起的責任——為人民服務。

1975年，許達生被選派入中國醫療隊前往非洲援助，1981年又被科里安排到美國學CT。這種“先到世界最窮的地方去，又到世界最富的地方去”的經歷，使許達生在國際醫療交流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只有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才是真正關心人民的”，也進一步促使他以更加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

細致認真是許達生的特點。在放射科，他得到了謝志光教授、郭廣柏教授、肖官惠教授等幾位名師和前輩的指導。他回憶，中山醫放射科的教學傳統之一就是“細講重點，指出難點”。“就放射科的影像課來講，重點就是對疾病有定性價值的征象，難點就是對疾病的定性價值不大的征象。同樣一個病，在病變發展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定性征象，看片時必須用動態思維分析。”

讓許達生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謝志光教授講解的一個顱骨內板增生病例。當時，謝志光教授帶領大家看片并細心講解如何診斷這種病癥，許達生正好站在他旁邊。謝教授大概是從許達生的眼神中看出他對這個病缺乏了解和認識，第二天想起這件事情，特意打電話叫許達生到他家里去。“他從書柜里拿出一本英文書，這本書對這個病有描述，他翻到介紹這個病的英文內容頁，里面還配有好多圖片。”謝教授在家給許達生“開小灶”講解病理，還鼓勵他把書拿回去慢慢看，把這個病徹底了解清楚。正因如此，許達生在短短幾年內迅速成長起來，從放射科的新人轉變為熟手。

1963年放射科同事合影。前排右一為許達生，右二為郭廣柏，右三為謝志光，左一為肖官惠

在中山醫教學傳統和精神傳承的熏陶下，許達生做事認真細致的習慣得到進一步發揮。初到放射科時，負責培訓新人的梁耀成主治醫生向他傳授了不少寶貴經驗，而這些經驗后來被他總結歸納成“四看”“兩結合”和“一句話”。“四看”是指在看片子的訓練中，第一要熟看正常的片子，要求每個部位首先要看30到50份正常情況下的片子，熟悉其狀態；第二要摻雜著看，在30到50份的片子里，混入幾份基本征象出現異常的片子，這些異常不像病灶那么明顯，看是否能把它們挑出來；第三要重點看基本征象，例如，每個骨關節有骨質增生、骨質疏松等基本征象，每一個基本征象要看10到20份，直到深刻地把它們印在腦子里；第四要動態地看，每個病都不能只看書上寫的典型表現，還要看不同時段的不同形態表現，比如說肺癌，它最早發生的時候是什么樣子、后來發展到不同階段是什么樣子，整個動態發展過程的片子都要仔細地研究。“兩結合”是指在診斷時，首先必須結合病人臨床的癥狀和過往病史，不能只看片子不結合臨床；其次就是結合患者過去的資料，“如果患者以前已經照過片子發現有這個問題了，你沒有問、沒有注意，以為是剛剛發病，但其實不然，有過去的片子來對比的話，就可以對現在的病情做進一步的判斷。”“一句話”，就是“人命關天，細致為先”，八個字樸實卻有力。在立志學醫之初，許達生所敬愛的物理老師以這八個字鼓勵他細致審慎、救死扶傷。從少年成長成為獨當一面的醫生的路上，這句話始終提醒著他擔負起對每一位患者的責任，堅持從醫從教的原則，并將這一精神傳遞給后輩。

這樣一種強化基礎、練就扎實基本功并始終保持認真態度的培訓方法，如果沒有細致的理解和思考，是很難將這些經驗轉化到理論層面的。盡管放射科的設備在不斷更新，但人員的培訓卻還是老一輩傳承下來的方法，“我們看片子不是隨隨便便地看，而是從一畢業就接受了細致認真的訓練。”

許達生還將細致認真的精神貫徹到了具體工作中。他對疾病診斷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我先是細致地分析這個片子，細致分析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對病變進行定位，二是看病變有多少征象。然后細致分析病變位置與征象的對應關系，找出可能產生的幾種疾病，并尋找有無每一種疾病相對應的定性價值征象。”多年的讀片經驗和臨床實踐使許達生逐漸摸清了判斷疾病的規律：“一個病有好幾個征象，其中有的征象對疾病有定性價值，有這個征象就有這個病。有的征象這個病有，另外一個病也有，這就不是它的特征。”

許達生在介入放射學新技術學習班上授課

一直以來，許達生認為中山醫在國內的領先地位，不僅在于引入先進的設備，更是中山醫諸多前輩敬業奉獻的結果。許達生教授的研究生、現醫學影像科副主任鄭可國教授還記得導師“不拼設備拼科研”的一段故事：當時許達生正在做肝細胞癌的研究，最早的肝細胞癌CT診斷是上海的周康榮教授寫了一本《腹部CT診斷學》，其中涉及肝細胞癌CT診斷的部分中指出：肝細胞癌平掃是低密度，增強后動脈期強化而門脈期下降，由此提出了“低-高-低”的概念。許達生在此基礎上進行量化并提出“動脈期強化程度”的概念：動脈期強化程度應與肝實質和主動脈進行比較，即肝細胞癌動脈期的強化密度高于正常肝但低于主動脈，兩者之間有一個區間，這樣就產生了強化程度與量的概念，對病變的診斷也更加精確。經過這件事，鄭可國也從許達生身上認識到，在依賴設備之外，對細微的差別做出更踏實、更先進的量化在疾病的甄別上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救死扶傷的醫者外，許達生還有一個身份——言傳身教的老師。在提及如何指導研究生時，許達生說：“抓好他們的基礎，要求每個研究生搞一個課題，一定把基礎打扎實，這樣他們今后的發展才能穩扎穩打，真正地搞出一些東西來。”正是在這種教學理念的支撐下，他帶領學生仔細觀察肝癌標本的幾千張病理玻片，“我和一位高年資的病理科老師在病理教研室陪著研究生看每一張玻片，這幾千張玻片，每一張都進行仔細分析，每天晚上從8點看到10點。這些都是義務做的，沒有加班費。”他還不辭辛苦，以手寫的方式幫學生逐字修改論文，擔心學生不能理解，還讓到他們到自己家中進行指導，確保能夠完全掌握。中山醫老一輩細致負責的精神在許達生身上得到了傳承，而他不僅想方設法把自己掌握的知識傳授給下一代，也在努力將這份教學傳統繼續延續下去，不斷發揚。